链接

统计信息

  • 日志总数:881篇
  • 评论总数:0条
  • 分类总数:4个
  • 标签总数:8个
  • 友情链接:0个
  • 网站运行:2725天

2018年五月
« 4月    
 123456
78910111213
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
28293031  
现在位置:    首页 > 奥门新浦京013935com > 正文
谷:奥门新浦京013935com:歌小子
奥门新浦京013935com 谷:奥门新浦京013935com:歌小子已关闭评论

世界上第一座气势恢宏的图书馆当属亚历山大图书馆,它是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儿时好友和军队将领托勒密一世创建的。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继承了对军事占领地埃及的统治。托勒密将以亚历山大这个伟大征服者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尼罗河口闭塞小城作为自己的新首都。大约在公元前300年,通过在此创建图书馆,他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世所称羡的文化思潮中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在300年间称雄于世。

托勒密的目标是收集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作品,将它们汇聚一处。在图书馆被毁之前,据说它已经在三百多年间收集了超过50万卷藏书。在希腊文明向欧洲、非洲和亚洲诸多文明传播的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图书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概没有任何其他图书馆曾对文化知识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直到两千多年后“互联网”图书馆的问世。

“互联网”图书馆的管理员今天正端坐在加州山景城硅谷中心这座校园风格的整洁的商务综合大楼里。这是一座现代化的集钢筋混凝土和玻璃于一体的结构园区,错落分布着树木、花园、步行道、人工池塘和溪流,人们骑着单车、摩托车,或是徒步在各种建筑物之间穿梭。这些图书管理员与许多人童年记忆中那些戴着挂链眼镜、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掌握令人难以置信的白发老太太有着天壤之别。毕竟,现在是电子时代了。

谷歌是一家朝气蓬勃的公司,涌现出许多年轻有为的计算机科学家,他们对互联网有着不可思议的认知。事实上,谷歌已经成为世界信息的首席管理员,它通过在线信息、哲学、娱乐、观点、辩论、艺术以及互联网怪杰和高管们喜欢将其单独归类为“内容”的毫无价值的废话等迷宫似的网络而成为给予我们指导的一个实体。

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并没有缔造互联网(尽管他们现在雇用了互联网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温特?瑟夫(Vint Cerf))。但是如果有谁体现了世界首席图书管理员的精神,那就是拉里和谢尔盖这对聪明人。他们创造了谷歌哲学的核心、它的商业策略和一切重大问题背后的道德观——从针对用户隐私的审查制度,到进入新市场并努力变革现有公司的商业策略。

他们不大可能成为商业巨头。在这对搭档中,拉里最不擅长社交。他有着浓浓的眉毛、厚厚的嘴唇、青青的胡茬,保守且总有几分凌乱的发型。除非被点名,他很少出于自愿主动回答问题。当他回答问题时,他那有条不紊的腔调听起来就像是男中音版的科米蛙*。谢尔盖同样羞于接触外人,但要更坦然自若些,他目光炯炯,一头褐色的卷发好像永远无法变得服服帖帖。他们通常会殚精竭虑地在会议上共同作出所有重大的公司决定,从道德问题到产品的设计。但是拉里作为产品部的总裁,是公司未来方向的主要决定者,在关键性的雇用决策中分量很重。谢尔盖作为数学奇才和技术部总裁,是谷歌技术手段的裁决者,他对公司的道德立场显示出浓厚的兴趣。

在公司最近的一次年会上,拉里身着挺括的蓝色衬衣和褐色休闲裤,面对来自股东和记者的提问,他直挺挺地僵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只手握着麦克风,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谢尔盖则身着褐色T恤和褪色牛仔裤,显得较为放松。他将双臂搁在腿上,神定气闲地扫视着大家,更愿意毫无保留地回答有关这家高度私营化企业的敏感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特赦组织提交了两项建议,要求股东责令谷歌公司成立一个人权委员会,来审查其在中国的业务,目的是限制那里的审查制度。管理层认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便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对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表示极大支持。谢尔盖对这项表决投了弃权票,即既不赞同也不反对。诚然,这种姿态意义不大,因为董事会和管理层有足够多的否决票,但他希望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难度有所肯定。拉里和首席执行官施密特对该建议投了反对票。

我问谢尔盖为何弃权,他解释说,他对其动机表示理解,并发自内心地赞同。“从公司方向上说,这两项建议是正确的,”他说,“谷歌公司组织一批独立人士,来定期集会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确实有必要。”但他也说,他为谷歌在中国的作为感到自豪,他觉得公司在中国的记录要优于竞争对手。

自从这两名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生于1998年年底创办谷歌公司以来,这只是有关谷歌道德立场的诸多焦点问题之一。谷歌脱胎于一个只有计算机科学家才会喜爱的项目:大型研究论文发表数据库的搜索技术开发。但是,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搜索互联网繁杂数据的更好方法——并最终将他们的技术转化为今天这家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公司之一。

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成就一家成功的公司,商业策略才能做到这一点。凭借一种新型商业模式,拉里和谢尔盖创办了一家独特的公司。它运用的策略适应互联网时代,恰如适应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谷歌或许不能延续300年之久,但它仍然前途远大,它的影响力方兴未艾。

如果说拉里和谢尔盖弹奏出的是完美的商业和弦,那是对21世纪的低估。当他们创办谷歌时,他们步入的是一场权威们所坚称的尚未开始就已失败的战争。1998年中期,屹立在万维网之巅的是雅虎公司。雅虎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互联网网站,75%的网络搜索由此起步,每月雅虎的访问量达到2 500万人次。1998年9月,它成为第一批纯粹靠互联网赢利的公司。

同年3月,《财富》杂志总结了非常普遍的看法:“雅虎!赢得了搜索引擎的战争,并为取得更大的成就作好了准备。”杂志编辑声称。雅虎的股票飞涨,突破每股100美元,一路飙升至1999年年底的230美元,创历史新高。

接着它就彻底崩盘。到2000年中期,雅虎的股票呈自由落体状一路触底至每股5美元以下。一度被盛赞为互联网伟大梦想家的雅虎首席执行官提姆?库格(Tim Koogle)一年后被解职。似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重创了雅虎。不过无论是什么,它都错过了谷歌。

事实是世事已然变迁。1999年12月31日之前,在千年虫恐慌的威胁下,全球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新计算机和新软件。技术公司成长壮大,其股票价格的涨幅更大。强劲的科技股市场鼓舞着风险投资人向网络公司注资,仅凭一个商业计划和一个臆想就筹措上市。操盘手听从领导者的旨意,哄抬网络公司的股票价格。股票市场一飞冲天,以至于美联储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为非理性繁荣降温。

结果证明,所有这些举动都是错误的。2000年1月1日,千年虫恐慌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注资硅谷的水龙头被关闭了。一时间,各公司纷纷停止购买计算机,科技公司的利润大幅跳水,收入的下降吞没了股票价格,高利率又雪上加霜。无利可图的网络公司发现它们的股票价格已经跌至每股几美分,风险投资人也停止了投资。真正的千年虫灾难,其结果并非计算机崩溃,而是互联网市场的崩溃,这是由千年虫恐慌导致的支出告罄所引发的。

但是一个佼佼者出现了。随着现金流对科技的支撑出现了方向逆转,谷歌似乎赶上了径流。1999年1月,谷歌搜索引擎每天处理1万次查询,一年后已经增至每天千万次查询。1999年谷歌收入了20万美元。在科技萧条伊始的2000年,它的销售额增长了940%,达到1 900万美元。到2002年年底,当大多数网络公司要么严重缩水要么倒闭之时,谷歌的收入已经迅速增长到4.4亿美元。2003年,谷歌年仅4岁,它的销售额已达到15亿美元,利润为1亿美元,占到世界搜索引擎市场的80%。

为什么会是谷歌?事实证明,风险投资人是始作俑者。互联网在商业领域引起了巨大变革,但在这个构建经济学转变的时刻,许多网络公司仍然墨守成规,它们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战略缺陷,因为它们这个产业有来自风险投资人和操盘手的数十亿美元注资的支撑。拉里和谢尔盖不仅因时而变,而且还加快了步伐。

拉里和谢尔盖满怀创建一个伟大公司的豪情壮志,逐条解析新的商业规则。他们将某种商业模式与互联网时代相结合,他们尝试完善不同的赚钱方式,并突然想到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最赚钱的广告形式。大广告客户正在一如既往地退缩,但是谷歌瞄准的是寻找便宜渠道的小广告客户。由于在搜索和在线广告方面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拉里和谢尔盖顺理成章地确立起谷歌在互联网广告业务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可以和微软在个人计算机软件业务的垄断地位相提并论。不论是好是坏——通常更好——谷歌已经成为新的微软,而微软正在成为旧的IBM,被新技术所取代。

谷歌目前有2万名雇员,但运筹帷幄的只有两人。拉里和谢尔盖搭伙合作,就像一台和谐运转的机器的两个部分。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负责增加公司收入,但拉里和谢尔盖的决策才是收入增长的动力所在。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对他俩直呼其名——有时唤作单数的“拉里和谢尔盖”——但又视其为帝王,即所有重要决策的最终裁决者。

一个举家逃离苏联压迫的年轻、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和一个来自密歇根州、酷爱乐高玩具的年轻发烧友似乎不太可能合伙发起一场商业革命。2000年,当记者约翰?因斯问及谷歌面临的最大挑战时,谢尔盖承认是学习如何经营企业。“最难的一直是学习处理组织方面的挑战。我们现在有70多名员工,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如何保持每个人的创造力并给以足够重视,这点不是很清楚。这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做生意……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但他们不单是把谷歌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公司。他们几乎是单靠一己之力重振了互联网商业,并改变了互联网的商业规则。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谷歌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发明了一个更好的捕鼠器,然后看着资金从门缝里涌进来。谷歌搜索引擎的最初设计与其竞争对手的技术含量不相上下,关键在于他们利用技术的方式以及拒绝滥用技术的方式。拉里和谢尔盖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完全反思了捕鼠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疑搞懵了诸多业界巨猫。

他们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当今的各个行业,包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业、电信业、出版业、广播业和娱乐业。它正在改变文化和政治体系。他们将互联网商业化并发动了一场信息革命,一如托马斯?爱迪生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他利用了电力并说“让我们用灯泡吧”。

但革命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他们的到来犹如侵略者过境,对各行各业一路掳掠而来。一群革命者对另一群而言即是企业。谷歌的粉丝将其视为企业版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或者试图从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农场营救不同政见者的自由战士。它的敌人认为它更像是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并正在发动对谷歌的攻击,犹如理想主义资本家对赤色恐怖开战。谷歌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般的隐秘性和巨大权力,威胁到了竞争对手、好莱坞制片人、图书出版商、版权持有人、隐私权倡导者、人权活动家和政府监管部门。

谷歌有两项巨大优势,每一项优势似乎都没得到应有的敬畏。它们与软件几乎毫无联系,却与互联网主导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计算机实力几乎息息相关。

谷歌的成功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具争议的公司,但目前这家公司还没有哪个高管在创造性的财务做法上面临刑事指控。谷歌对于邪恶与否的看法让它捅了不少篓子。

大多数洒向谷歌的怨气,是那些抵触谷歌强行施加给商业领域的巨大变革的公司所造成的。很多历史悠久的公司已经习惯于一个世纪以来的某种商业模式,理所当然地在快速变革面前惊慌失措、心生惧怕。谷歌自然而然地成为试图阻止在商业领域发生必然巨变的所有公司攻击的明确目标。从长远来看,对抗变革就如同螳臂当车,但这并未能使它们偃旗息鼓。

拉里和谢尔盖聪明狡诈。他们打破了常规,挑战旧的产业并四处树敌。他们是无情的商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相信互联网的力量会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他们被大批粉丝推向了世界舞台。拉里和谢尔盖已经成为阿尔?戈尔(Al Gore)、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和旧金山市市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朋友,他们还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ok Obama)的超级粉丝。纽森市长是对拉里和谢尔盖及其成就印象最为深刻的朋友之一。“谷歌是那种你终生难得一见的特殊现象,”他最近这样告诉我,“我太喜欢这些家伙了。他们感到重任在肩,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想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正是这种想法使他们取得了今天的非凡成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他们也并非圣人。他们会犯错误,并会出于巧合而排挤掉业内的竞争对手。他们曾在不同时期惹恼过投资者、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华尔街和业务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们声称谷歌造成了垄断,并由此带来了一切权力和危险。他们以近乎偏执的保密能力和尽力躲避公众视线的方式经营,这一事实反而加剧了上述问题。他们很少接受采访,其近乎神秘莫测的名声仅次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不过与乔布斯不同,他们在外行旁边显得腼腆和尴尬,所有了解他们的人几乎全是他们的员工。著名搜索公司Lycos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说:“我从未见过他们,你能想象吗?他们大概是这一行业我唯一没见过的人。”

拉里和谢尔盖属于谷歌。除了他们新近的婚姻,谷歌就是他们的生命。但即使是在婚期,他们也没有冷落谷歌。拉里娶了露西?索斯沃斯(Lucy Southworth),露西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信息学博士生,曾在南非从事医疗工作,她“希望世界更美好”。(2007年12月,他们在加勒比海内克岛的理查德?布兰森私人庄园里喜结良缘。)谢尔盖娶了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安妮是一名生物技术分析师,她的公司23andme曾获谷歌投资。(2007年5月,他们的婚礼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沙洲上举行,客人们必须游泳或乘船抵达。)安妮的姐姐苏珊是谷歌的高管,也是租给拉里和谢尔盖车库帮助他们创业的那位。

拉里和谢尔盖属于谷歌。除了他们新近的婚姻,谷歌就是他们的生命。但即使是在婚期,他们也没有冷落谷歌。拉里娶了露西?索斯沃斯(Lucy Southworth),露西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信息学博士生,曾在南非从事医疗工作,她“希望世界更美好”。(2007年12月,他们在加勒比海内克岛的理查德?布兰森私人庄园里喜结良缘。)谢尔盖娶了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安妮是一名生物技术分析师,她的公司23andme曾获谷歌投资。(2007年5月,他们的婚礼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沙洲上举行,客人们必须游泳或乘船抵达。)安妮的姐姐苏珊是谷歌的高管,也是租给拉里和谢尔盖车库帮助他们创业的那位。

谷歌吝于提供消息,这已经成为记者中不胫而走的笑谈。当《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通知谷歌它将提前报道谢尔盖的婚礼时,发言人警告该报的执行副总裁菲尔?布朗斯坦(Phil Bronstein)说,那将破坏该报与谷歌的关系。菲尔的回答是:“什么关系?”

问题在于,一家神神秘秘的公司看起来像是有所隐瞒。固有的谜团笼罩着谷歌,尤其是其创始人,这是一个大问题,或许是一家严重依赖客户信任的公司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谷歌必须得到信任,以保护所收集的有关其服务使用者的数量惊人的信息——来自黑客、垃圾邮件发送者和政府间谍。很多人想弄明白谷歌究竟是否邪恶。

谷歌并不符合我们对其他邪恶公司的概括。它未曾卷入任何股票丑闻。它没有哪位高管曾被迫在电视镜头前示众。它从未被指控回溯股票期权。它从未被指控捏造财务报表。

拉里和谢尔盖日益发现,致力于自由传播其计算机所能获得的任何信息的理想,正在使其对簿公堂。7年前,谷歌只有一名专职律师,现在它有100多名。在几年前的一次股东会议上,一名股东站在麦克风前发问:“这些天你因何被起诉?”谷歌首席律师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的回答是:“你说的是多长时间之内?”

这些天来人们最在意的问题,似乎是谷歌是否正在变成一家邪恶的公司。当然,竞争对手、版权持有人和其他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谷歌正在侵蚀它们的利益。隐私权拥护者也这么认为,他们只是基于一个事实,即谷歌拥有数量惊人的个人信息。

总之,一家如此庞大、如此强势、控制着几乎涉及每个人的如此众多的个人数据的公司,是很难取信于人的。一个意外的安全漏洞就能使黑客从谷歌的档案库中获取个人数据——这是最有可能背离公众信任的情形,这将摧毁谷歌的声誉。是否可以把所有此类数据托付给拉里和谢尔盖,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一次失误就足以将它彻底否定。

拉里和谢尔盖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准总统候选人加里?哈特(Gary Hart)的处境,后者公然挑战刺探其丑闻的新闻记者。媒体立即爆料了他的婚外情,从而终结了他的总统抱负。

至于“不得作恶”的谷歌,正是那些博客作者们——用无所不用其极的诡秘方式——在着手证明,随着谷歌的壮大它正变得邪恶。大部分论点所沿袭的套路无非是:金钱和权力滋生腐败,所以谷歌是腐败的。由于谷歌收集了更多个人信息,它就成了“黑老大”。这些担心可能会成为现实。但其论点一律是“假设”情景,而非作恶的实例。

最新的罪魁祸首是谷歌于2008年推出的网络浏览器。几年前谷歌说它对此市场不感兴趣,但拉里和谢尔盖改变了主意,这个改变被人们看做是两面派做法。

克林特?博尔顿(Clint Boulton)为《每周电脑报》(eWeek)写了一篇名为《谷歌观察》(Google Watch)的博文,他断言谷歌正在进入微软领地的简单事实是对其邪恶的默认。“很难在成为搜索领域绝对领袖的同时不被视为垄断者,这就是商业领域的“邪恶”法典。”他写道。他还补充说:“身为如此强大的公司,然后又推出一个网络浏览器作为你的网络服务的网关,不可能不被视为邪恶肮脏。”博尔顿随后在一篇博文中论证,随着公司的壮大,它需要更多的收入来养活网络机器,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过多的金钱等于腐败”。

当在线网站Valleywag真正读到伴随谷歌新浏览器Chrome的繁琐保密协议时,情况就更加糟糕了。协议规定,人们在使用Chrome时“提交、发布或展示”的任何内容自动授予谷歌“在全球范围内复制、改编、修改、翻译、出版、公开演出、公开展示和分发”此类信息的“永久、不可撤销、无版税、非专有的许可”。

结果证明这是谷歌的标准保密协议之一,它从谷歌管理层的眼皮底下滑过,并没有引起重视。谷歌很快将其协议撤回,并以如下说明替换了该协议:“为了方便我们的用户使用,我们尽量对我们的诸多产品使用同一套法律术语(我们的《服务通用条款》)。有时,比如就谷歌Chrome而言,这意味着针对特定产品的法律术语可能会包含并不十分适合该产品的术语中。奥门新浦京013935com

但是,谷歌在客座讲师给公司作例行演讲时使用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协议。旧金山心理学家托马斯?刘易斯(Thomas Lewis)认为他正在丧失获邀演讲的研究权。当他抱怨此事时,他被告知要事先列出他有权谈论的一切事项,再加以排除。他的律师要他列出庞大的清单,不必介意可能会囊括世界万物。他那样做了,结果做了演讲。

再来看看马特?艾塞(Matt Asay),他为CNET写了一篇名为《开放道路》(Open Road)的博文。谷歌有一组可供人们免费下载的应用软件,叫做谷歌软件包。这些程序来自谷歌和第三方的软件组合。在推出Chrome之前,谷歌纳入了开放源代码的火狐浏览器(Firefox)作为软件包的默认浏览器。在推出Chrome之后,它仍然提供火狐浏览器选项,但现在Chrome成了默认选项。艾塞说,这一变动“使谷歌看起来更像是它所取代的旧微软”。

但是,谷歌进入中国当然是矛头所指。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按照法律规定,它不得不同意对自己的搜索引擎结果进行审查。一种选择是完全避开中国,另一种选择是在境外运行一个中文搜索引擎,而不进行审查,这意味着对该站点的访问会在官方不喜欢的东西出现后随时被中国政府切断。而事实上,除了位于中国的一个搜索引擎,谷歌确实又运行了这样一个境外搜索引擎。只不过它没有多少流量。

拉里和谢尔盖正在成长,与他们统率的公司一起成熟,学会妥协,学会将他们主宰早期谷歌的活泼的理想主义追求加以提炼。他们来日方长,他们已经擒获了商业巨兽,并取得了胜利。

他们一直是幸运的,他们的崛起在外人看来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但要发展一家像谷歌这样成功和活跃的企业,单靠运气是远远不够的。在创始人的狂想中有着高明的谋略。天使存在于细节中,一如既往。

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儿时的好友。他们出生在马其顿王国,一个希腊北部边境的希腊语地区。他们达到了马其顿人掌握权力的顶峰时期。不过,希腊人视马其顿人为异族,不准他们参加奥运会等活动。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改变了这一“原有格局”,他攻克了希腊各城邦,并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国家。尽管菲利普是一个无情的征服者,但他谆谆教导他的儿子要致力于希腊文化的学习。亚历山大年轻时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科学、医学、修辞学和文学。菲利普的志向也传承给了亚历山大,那就是将希腊文化的教化作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他的同窗好友、历史学家兼诗人托勒密正是这一志向的实现者,他在亚历山大港创建了图书馆。亚历山大和托勒密是征服者,但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试图将希腊的学术、文学、艺术和科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拉里和谢尔盖家族正是来自“原有格局”的边缘地带。在他俩出生之前,他们的家族就越界投身学术领域。他们缺少财富,很少能与商界精英往来,也没有比尔?盖茨在念高中时就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但他俩也不像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那样从赤贫起步,后者作为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嗅觉灵敏而又身无分文的匈牙利难民来到美国,将英特尔公司推进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

拉里和谢尔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面临的不单单是与强权制度的分内抗争。拉里家族发动了反对美国汽车业的工会斗争,谢尔盖家族则备受苏联政府的压迫和歧视。

与微软创始人威廉?H?盖茨(William H. Gates)相比,拉里和左翼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有更多共同点。拉里家族扎根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而弗林特正是摩尔在影片《罗杰和我》(Roger and Me)中所描绘的故乡。

拉里的祖父是一名汽车工人,在卡车司机工会反抗早期汽车产业的斗争中,他是工会的左翼成员。工会的领导派别深受思想影响。拉里的祖父参与了堪称是20世纪初期最伟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即1937年弗林特静坐罢工,当时工人接管了一个大型汽车厂。拉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纪念物:一把祖父在激烈的罢工中随身携带用来防身的锤子。

但是拉里的父亲卡尔冲出那种环境,成了一名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将这种天分传承给了儿子们。卡尔?佩奇(Carl Page)出生于1938年,童年时曾从小儿麻痹症中死里逃生,这多少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还是家族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生(1956年)。之后他继续到密歇根大学就读,学习工程学。1959年,还在读本科的卡尔就被聘到该校的计算机逻辑小组工作,这是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团队,为首的是阿特?伯克斯(Art Burks)和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等富有传奇色彩的计算机科学家。1960年,他获得了两个工程学理科学士学位,其中之一是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的学位,他是密歇根大学在该领域获得学位的第一名毕业生。1965年,他获得了该大学颁发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世纪60年代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和登月竞赛的时代,航空航天业求贤若渴,需要大批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但是卡尔不为所动,他决定待在学术界。毕业后,他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短暂执教,不过又在1967年返回密歇根(1973年拉里在此出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教职。尽管密歇根州立大学不像密歇根大学那样声名显赫,卡尔还是成了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的先驱人物。他也是1974–1975学年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并于1978年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美国宇航局阿姆斯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待了一年时间。

佩奇家族的多数人都从事科研或学术。拉里的母亲格洛丽亚?W?佩奇(Gloria W. Page)(他的父母后来离异)在密歇根州教授计算机编程。他的哥哥小卡尔是他的创业楷模。小卡尔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了理学硕士学位,之后成为一家名为eGroups的网络公司的共同创始人。2000年夏天,这家公司以4.32亿美元股值出售给了雅虎。拉里的妹妹比弗利仍然居住在密歇根。不幸的是,他们的父亲老卡尔于1996年死于肺炎,当时拉里正在研究创建谷歌。丧父之痛,对他影响至深。

出身于这样一个计算机知识分子家庭,拉里?佩奇自然早就对计算机非常钟爱。1979年拉里6岁,他们家弄到了一台相当早期的家用计算机,叫做“卓越动力魔法师”(Exidy Sorcerer)。他的哥哥为这台机器写了一个操作系统,不久之后,一家名为“微软”的新公司开始为第一台IBM个人电脑修改操作系统。借助自己琢磨的打字程序和点阵打印机,拉里把计算机当做文字处理器使用,用于完成课堂作业,这是学校里第一次有人看到用文字处理器生成的东西,此前他们对此闻所未闻。

拉里很早就就读了蒙特梭利学校,并在随心所欲的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他的父母鼓励他对事物的好奇心和修修补补的工作。拉里九岁时,哥哥给他一套螺丝刀,他立即着手拆掉家里所有够得着的电动工具。普遍的说法是,他的父母不太高兴,因为他无法将那些工具重新装好。

这件事拉里至今引为笑谈。最近在谷歌碰到他时,我问他那个故事是否真实。他仰起脸笑了。并非他不能把工具装好,他说:“我只是没装。”

这是可信的,因为一直以来,他更适合造东西,而非拆东西。他在1995年获得了密歇根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赢得了包括这所大学第一批“杰出学生奖”在内的诸多荣誉。但他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时是如何用乐高积木做成的外壳造出能工作的可编程绘图仪和喷墨打印机的。在密歇根大学,他还表现出了对创业的兴趣,他学习商务课程并参加了LeaderShape计划,该计划旨在教授各种技能,培养其成员成为社会领袖。

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班时,他在计算机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方面奠定了同样坚实的基础。正如众多学者家庭一样,拉里的家人从未丧失其左翼根源,并继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家人要求朋友们捐款给,而不是买鲜花。这种政治倾向主导着拉里的个性——同样主导着谷歌的个性。现在谷歌90%以上的政治捐款都捐给了,其雇员在2008年一律支持巴拉克?奥巴马。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作为经济顾问参加了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施密特、拉里和其他三名谷歌高管每人捐款2.5万美元,用于资助奥巴马一个耗资15万美元的就职宴会。

如果说拉里?佩奇肩负着代表家族历史的锤子,那么谢尔盖肩负的则是一把镰刀。他出生于莫斯科,同样是在1973年,当时莫斯科仍是苏联的京畿之地。

拉里和谢尔盖同是犹太人,但犹太血统对谢尔盖家庭的影响尤其重大。谢尔盖的父亲米哈伊尔(到美国后改名迈克尔)?布林(Mikhail Brin)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和天才数学家。起初他想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物理学并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但他遭到了拒绝,因为苏联禁止犹太人进入物理系学习。政府不想让他们接触到苏联的核机密。所以他决定改学数学,并在为犹太学生预留的考场内参加了入学考试,这些考场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绰号——“毒气室”。1970年,米哈伊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3年后,谢尔盖在此出生了。

20世纪70年代,鉴于苏联急于证明它对美国的技术优势,一位天才数学家通常会被招募参加太空计划或军事研究。但这种选择没有向米哈伊尔?布林提供。他想继续在大学深造,但遭到拒绝,这同样是由盛行于苏联的反犹太主义造成的。

由于没有研究生学位,他在俄罗斯经济政策规划机构Gosplan找了份无聊的工作安顿下来。他那奥威尔式的工作任务,是提供适当的统计数字,借以证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民高。他讨厌这份工作,但这比被排挤到西伯利亚的某个研究站要好些。他的妻子尤金尼亚也努力捱过了反犹太主义,并获得数学学位,后来她在苏联天然气和石油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工作。

米哈伊尔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他的数学研究,并在著名的数学期刊上成功发表了论文。或许拿下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些,但他显然对苏联式的经济学不太感兴趣,而对学术生涯更感兴趣。他说服两位讲师指导他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并向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提交论文,这所大学位于乌克兰,与莫斯科相比,这是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区。197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来追求他的学业,”来自莫斯科的长期好友兼同事安纳托利?卡托克(Anatoly Katok)说,“这有来自苏联体制的阻力。他们不需要犹太人,也不需要外来者。”

1977年,米哈伊尔出席了一次国际会议,在会上他遇到了外国研究人员和学者。这是改变他命运的转折点。当天晚上他回家告诉妻子,他们必须逃离这个国家到美国定居,那里才有真正的机会。问题在于,单单是表露离开苏联的愿望就足以使他们陷入危险,被扣上“不准移民的苏联犹太人”的帽子,从而招致更多歧视。

但当时俄罗斯犹太人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属于少数可以从苏联移民的人群。卡托克和布林一样,也是一名深受优等民族之苦的数学家,他与马里兰大学建立了联系,在该校的资助下,他设法于1978年首先移民,并在马里兰大学获得教学职位。然后他努力帮助好友布林,并使布林也在那里谋得教职。

1978年,布林的家庭申请移民许可,包括米哈伊尔的母亲在内。他们告诉当局,他们希望在以色列定居,而这正是许多苏联犹太人移民的选择。但申请移民许可使米哈伊尔被炒了鱿鱼,尤金尼亚也不得不放弃了她的工作,全家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在他们等待申请批准的日子里,米哈伊尔靠将英文技术文件翻译成俄文来养家糊口。他们在失业状态下挣扎了数月,不过到了1979年,他们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这正是时候,因为此后不久苏联政府就终止了所有移民申请。

布林一家几乎舍弃了所有财产,他们在巴黎临时安顿下来,这里通常是离开莫斯科的第一站。一些家庭最终沦为难民,滞留在一个国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直到他们设法取得新的国家签证。但卡托克和其他同事帮助米哈伊尔(现在叫迈克尔)取得了签证和马里兰大学的教学职位。

“我本人和迈克尔?布林都很幸运,因为有来自同事的深切同情和相互支持,”卡托克说,“我们才得以避免成为通常意义上的难民。”

直到长大之后,谢尔盖才明白父母所面临的反犹太主义的嚣张气焰。但他还是受到了影响,他曾说过即使作为一个孩子,他对俄罗斯也没有家的感觉。尽管他的家人都不是虔诚的教徒,谢尔盖去过以色列三次,第一次是童年时期跟随家人一起去的。2008年到以色列时,他罕见地接受了《国土报》(Ha’aretz)杂志的采访,并承认他的家人在俄罗斯经历的苦难“当然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出:“我的家人在俄罗斯遇到了许多挑战……我认为那恰好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视角。”

布林一家到达美国时一贫如洗。谢尔盖告诉《国土报》记者:“美国对我们非常好。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们是白手起家。我们很穷……我们刚搬到美国时租了一所小房子,我父母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不得不砌墙隔开厨房。那是一个非常贫寒的起步。”

这对于塑造他的创业者性格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学习过日子,”谢尔盖说,“我认为缝缝补补和过日子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身为犹太人的)背景,只有历尽艰辛才能生存并兴旺发达。我认为这是犹太人生存的核心经验。”但他未曾在13岁时行受诫礼*。“至少在美国,受诫礼是与很多礼物和金钱连在一起的,而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布林的家庭确实发达了,尽管与谢尔盖的成就相去甚远。迈克尔?布林现在是马里兰大学的数学教授。他的母亲——在举家移民时已经60多岁了——在马里兰大学教过几年俄语。尤金尼亚成为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谢尔盖在登陆马里兰州时年仅6岁。1988年,他的弟弟山姆在马里兰州出生。

老布林依然不苟言笑、脾气暴躁,尽管马里兰大学的一位教授同僚肯尼思?伯格(Kenneth Berg)这么说:“他骨子里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但他是一位严格的教授,粗暴得将学生的年级论文写上这样的评语发还下去:“谨致哀悼。”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迈克尔一直很严格,还有点自以为是,”卡托克说,“谢尔盖当然很聪明,但比较安静。他的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我认为布林在早年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儿子的才华。”

当谢尔盖八九岁时,有一天迈克尔?布林发现了儿子的才能。卡托克和其他大学同事正坐在布林家里,听迈克尔抱怨他的本科学生有多愚笨。他抱怨说,他曾试图给他们出一道研究生水平的数学题,只略微超出大多数本科生的能力,却没有一个学生能开动脑筋解出来。

谢尔盖一直悄悄地坐在角落里,他决定发言,据卡托克说,谢尔盖用“轻音细语”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起初,父亲对他不屑一顾,卡托克则插话说:“不,迈克尔。这是正确答案。”卡托克补充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迈克尔第一次对儿子肃然起敬。”

谢尔盖从小就迷上了计算机。1982年前后,9岁的谢尔盖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Commodore 64。他很快就发现了互联网。有一阵子,他经常访问当时叫做IRCs的早期聊天室或者互联网中继聊天室,但是他后来回忆说,一旦聊天室被“试图谈论性的10岁男孩们”所主宰,他就厌倦了聊天。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对电脑游戏感兴趣的10岁男孩,并逐渐喜欢上多人历险游戏(MUDs),在这种游戏中,电脑神童们扮演虚拟战士,熬夜拼杀。他甚至写了自己的MUD游戏。

和拉里一样,谢尔盖到大约10岁时也就读了蒙特梭利学校,他在那里很快乐。但他厌倦了高中生活,就在三年后辍学回家。确实,对他而言,高中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他的父亲开始叫他“高中辍学生”。不过,他转而申请就读马里兰大学,比一般高中毕业生提前一年被录取。大约一年后,他开始攻读高等数学课程,并在毕业前攻读了几门研究生级别的课程。他还在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通用电气信息服务公司和马里兰大学高级计算机研究所的著名研究实验室参加了暑期实习。

1993年前后,他下载了一个早期版本的摩塞克(Mosaic)浏览器,这个图形界面演变成网景(Netscape)浏览器,并将高深莫测的互联网变成了点击式的万维网,引领着数百万网民。“我认为这非常酷,”他在2000年1月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谢尔盖在马里兰大学师从肯尼思?伯格学习微分方程课程,伯格知道他将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数学家。伯格记得,当他正板书一个问题的几何证明时,谢尔盖礼貌地举手发言,从纯粹概念的角度阐述那个证明不可能正确的理由。伯格望着黑板,意识到他写下了错误的证明。

“这真令人难忘,”伯格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真正懂得如何用数学思维进行思考。”伯格补充说。尽管如此,谢尔盖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只是看到了错误”并觉得有必要纠正,伯格说。今天,依旧没人会指责谢尔盖在独立思考能力方面有任何欠缺。他总爱纠正教师、教授和同事的错误,并将这个习惯保留至今。

尽管如此,伯格补充说:“他是一个超级大好人。他周身散发着绅士精神。他像是想用自己的智慧行善举的人。”

谢尔盖于1993年以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双学位毕业,并于199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数学家,以至于他的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但成为商业巨头不在父亲的厚望之列。谷歌创立之后,迈克尔?布林告诉马里兰大学学生报的记者说:“我希望他拿到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大人物,也许是教授。”

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博士现任谷歌公司旗下慈善机构谷奥(Google Org)的慈善传播总监,他认为正是拉里和谢尔盖的家庭背景促使二人成了理想主义者,并倾向于关注小公司和个人,而非商界精英。“拉里和谢尔盖念念不忘的——而他们会予以否认,所以这种说法似乎并非绝对——是他们非常重视道德的出身。”他说,“谢尔盖在苏联长大,他的家人备受磨难。他不愿意看到往事重演。他未必对任何事情都虎视眈眈。他对普通人更富有同情心。”

毫无疑问,谢尔盖的锋芒已无法掩盖。事实上,当他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时,他在入学的头两个月内就通过了所有资格考试,而大多数学生直到第三年也无法通过所有考试。这意味着他实际上不必去读所有课程,只需写出一篇学位论文(而他一直没有去写)。“谢尔盖无须认真攻读博士课程。”斯科特?哈桑(Scott Hassan)说,他与谢尔盖在斯坦福大学一起读研(并在此后继续作为共同创始人之一创办了其个人公司eGroups,该公司现已并入雅虎)。

但谢尔盖?布林并非一个在数学和计算机之外乏善可陈的面色苍白的奇才。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运动健儿:跳舞、帆船运动、体操。他年轻时擅长高空秋千,有一次还说,他曾认真考虑过改行加入马戏团的事情。谢尔盖身材匀称,拿大顶逗乐大家(和在女性面前的魅力)令人印象深刻。

他可以和游泳运动员相媲美,当他第一次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时,他的父亲抱怨他是“主修游泳”。迈克尔?布林声称,谢尔盖在斯坦福大学所读的唯一一门需要写论文的课程是计算机密码学。当他问儿子是否计划读一些高级课程时,据说谢尔盖回答,他正在“考虑高级游泳课程”。他的父亲不知道,谢尔盖有与朋友们裸泳或是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老楼内撬门别锁的爱好。“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撬锁专家。”斯坦福大学前校友布赖恩?兰特(Brian Lent)说。但兰特坚持说他们从不干非法勾当,比如潜入系主任办公室修改评分等级。不过他们曾经盘算过这件事。

作为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教育和科技熏陶的聪明、早熟的男孩,谢尔盖和拉里两人很早就使用互联网,吸收其文化,沉浸于龙与地下城和多人历险游戏以及提供免费软件的网络世界中。

谢尔盖和拉里是“互联网郡”的哈比人。尽管他们比苹果电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原始技术哈比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晚一代出生,但比起史蒂夫?乔布斯或者大多数“泡沫”一代的互联网企业家,他们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更为相像。

互联网技术人员安然置身于他们自己的科技和学术天地中,远离现代商业社会的动荡。他们许多人都有日常工作,通常很随和,爱搞恶作剧,喜欢与同类人举行盛大的网上派对。2001年,当第一部《魔戒》(Lord of the Rings)首映时,拉里和谢尔盖包下了一家电影院,带领谷歌员工观看电影。

他们成长的环境鼓励开放的程序设计,他们按照学术传统,让大家自由共享其作品。哪有大学生不喜欢免费的啤酒、音乐、游戏、程序和帮助他们捱过下一次考试的信息?互联网无所不能,除了提供啤酒。

拉里不仅在小学时用乐高玩具造出了一台电脑打印机,当他在斯坦福建立谷歌的第一个计算机服务器时,他再次施展了这一绝技。不过,事实上他在斯坦福并没有使用乐高玩具,而是使用更大块的得宝拼装玩具仿制品。“它们是盗版的得宝玩具,因为它们比真品便宜,”谢尔盖曾经解释说,“事实证明,这铸成了大错,由于盗版得宝的公差(部件拼合的误差)比真得宝的公差大得多,造成我们的系统时常崩溃,这是因为盗版得宝会土崩瓦解,整个磁盘阵列将暂停运行,而你将无法进行任何搜索。”(这套装置目前陈列在斯坦福的盖茨工程大楼里。)

即使在今天,谢尔盖和拉里——特别是拉里——仍然羞于和技术圈外的人们接触。他们本人并没有产生硅谷首席执行官们那种普遍的优越感,甚至显得毕恭毕敬。尽管如此,学业有成和创业顺利还是让他们难得理会外行人,这被许多人看做是恃才傲物——往往如此。

当拉里和谢尔盖在斯坦福邂逅并开始一起工作时,两人发现,他们不仅同样热爱计算机,还有着同样强烈的左翼政治倾向和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他们并不信任商业巨头。

帮助建立互联网的其他技术精英们当然也是这样。互联网的最初设计者们从未想过延伸互联网,使其触及大学和政府互联网实验室之外的任何人。这些团体利用互联网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构想和软件程序——这些全部是免费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技术标准不应基于企业所有的专利软件设立,而应基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公认技术设立。他们还借助技术促进互联网的成长。1980年,随着个人电脑产业趋于活跃,互联网的性能开始悄然强大起来。

但就在快到20世纪90年代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由于每个人都足够专业,可以使用自己的计算机接入互联网,网络很快就被创建者未曾预料到的成群侵略者选中。真正的互联网先锋是黑客、网络游戏玩家、软件盗版者以及希望全世界分享其作品的独立程序员。“开放源代码”倡导者很快就形成了势力。

不过,通过塑造一个企业巨人,拉里和谢尔盖现在已经涉险超越了真正专业的“开放源代码”运动。为此,大多数互联网纯粹主义者给他们贴上了邪恶的标签,来自技术精英的博客帖子也抱怨说,这两个人造成了危险的垄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司,来接管互联网、申请各种专利,并将互联网用于牟利。

拉里和谢尔盖仍然掌控着谷歌,他们中会有一个——通常是拉里——坚持面试重要求职者,特别是工程学方面的求职者。他们为谷歌而狂热献身,并以福音派信徒的热情推动谷歌的使命——处理并提供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他们乐意击败阻碍其前进的任何人,任何公司。

托勒密在创建他的图书馆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未有人尝试过对如此浩瀚的藏书进行批量分类,以便人们找到想看的书。在随意堆放书架的50万卷书中,要想找到你想看的书是很困难的。以任何其他名字命名的《理想国》(Republic),都与柏拉图的作品有差异。

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们正是从这里入手,开展他们的工作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首任馆长是位男性,叫泽诺多托斯(Zenodotus),他想出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最为持久的分类系统,按字母顺序给亚历山大的书卷排序。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简单概念,然而在希腊人研究出他们的字母表500年后,亚历山大图书馆才使之成为必然。随着图书馆的发展壮大,即使使用这一系统也颇感吃力。诗人、学者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据说是第二或第三任馆长,他建立了首份文献目录。在一份名为《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Pinakes ton en pase paideia dialampsanton kai hon synegrapsan)的文件中,他将各种文献分为几大类——修辞、法律、史诗、悲剧、喜剧、诗歌、历史、医学、数学、自然科学和杂集。据说,目录本身就长达120卷,它可能从未完成,也未能流传至今。但对后世而言,它是学者开展研究的主要源头,在此后的1 000年间,它逐渐演变成了书目的形式。

各种创新不断涌现。诗人菲洛塔斯(Philotas)在图书馆编写了首部综合大辞典,泽诺多托斯进一步对它进行了字母排序。迪代默斯(Didymus)为各类著作写评论、编词汇表。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创作了第一本语法书,该书在1 000年间成为希腊语法的标准文本,对罗马人的拉丁文语法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2 000年前在亚历山大构想的各种学说沿用至今。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初期,拉里和谢尔盖并未打算将其搜索引擎作为要开创的任何公司的核心业务。他们将搜索引擎看做一个学术研究项目,是一种可以在互联网浩瀚文库中找到最合适文献的技术。

1997年,他们还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在读研究生,那时他们在讨论自己的发明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喜欢的聊天对象是安德烈?布罗德(Andrei Broder),他在一家名为系统研究中心的硅谷公司担任公司研究员,他所带领的团队建立了当时最热门的搜索引擎AltaVista。布罗德是斯坦福大学校友,他过去经常来校园转转,看看有什么有趣的项目可开展。他偶尔会和聪明的研究生们喝咖啡聊天,其中有两个就是拉里和谢尔盖。

布罗德发现他们“显然很聪明,并试图革新这一世界”。但当讨论转到从这一技术中牟利的话题时,布罗德发现他与拉里?佩奇存在重大的认识分歧。“拉里很可笑,”布罗德回忆说,“他坚持认为搜索引擎不应由商业实体拥有。他说这项工作应由一家非营利机构开展。我猜现在拉里已经改变了这种想法。”

布赖恩?兰特同意这个观点。他曾与拉里和谢尔盖共同参与搜索引擎项目的研究,一段时间后他决定离开并参与创建了另一家公司(他现在是梅迪奥系统公司(Medio Systems Inc.)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向移动电话制造商出售搜索和广告系统。)兰特回忆说,谷歌搜索引擎当时的问题在于拉里和谢尔盖不想将其商业化,而兰特则急于成为企业家。他们当时的口号更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而不是创业精神。“‘不作恶’的本意是‘不去商业化’。”兰特说。

比起谢尔盖,拉里更坚持这种观点。在斯坦福时,谢尔盖就其发明写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对一个大规模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的剖析”。在这篇论文中,他还驳斥了支持广告服务的恶劣影响。“广告资助的搜索引擎自然会偏向广告商,并远离消费者的需求。”他写道。

但与很多报道相反的是,这两个人并不反对开公司。所有申请就读斯坦福大学——硅谷缔造者——的研究生们都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是开公司的好地方,拉里和谢尔盖只是不希望谷歌解其企业家梦想的一时之渴。他们认为,搜索引擎太重要了,它不能被经济利益毁掉。

克雷格?西尔弗斯坦(Craig Silverstein)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作为第一名员工参与了公司的创建。他是那种不愿意真的创办公司的人。但他回忆说,拉里和谢尔盖真心想开公司。“拉里一直想成为一个企业家,”西尔弗斯坦说,“他总是对公司的未来寄予厚望。谢尔盖是这方面的好伙伴,他也这么想。”西尔弗斯坦最终搁置了他的学术生涯加入谷歌,目前仍然在此工作。

拉里几乎是偶然地撞入了创建搜索引擎之路,推动他的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一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和互联网的兴盛。他们的工作受到了一个名为“数字图书馆倡议”的研究项目的资助,该项目的启动是国防部的一个尝试,旨在以电子手段更容易地搜索到计算机研究论文。

“数字图书馆倡议”原本与互联网无关,它在1994年还没有成为数字世界的重要力量。斯坦福政府原来的拨款提案甚至没有提及互联网。

但在1994年,网景通信公司推出了具有图形界面的Web浏览器。接下来的一年里,整个世界突然有了一个存储和共享一切信息的系统,这使得“数字图书馆倡议”成为昨日黄花。也是在这一年,雅虎公司成立。“互联网完全改变了我们脚下的一切。”时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的埃克托尔?加西亚–莫利纳教授说。

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样去恰当运用。通常只有第二代公司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搜索引擎而言,这确是事实。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搜索引擎先是根据某站点的特定关键词的发现次数来检索网页。这些引擎并未利用互联网的互联特性,只是寻找站点、存储信息。互联网所要求的新技术尚不存在。是拉里缔造了它。

当谷歌的搜索引擎在1998年12月正式推出时,它在一个杰出特质方面卓尔不群:它确实管用。

它的核心是PageRank系统,这是由拉里(并以其名字命名)在攻读博士期间发明的。它利用了网络的独特优势——与其名称如此贴切的互联网络。

加西亚–莫利纳回忆了公司起步阶段的点点滴滴。他是佩奇的顾问,1995年的一天,他的学生走进办公室,给他看所发现的巧妙把戏。AltaVista搜索引擎不仅从各个站点收集关键词,还能显示出与其链接的其他网站。AltaVist并没有以谷歌的方式利用这一链接信息,但那天在加西亚–莫利纳的办公室里,佩奇暗示这是一个排名网站重要程度的好办法。

起先,这只是一个游戏。“我们那天很开心,一直在看哪些计算机科学网页在各个大学中最受欢迎。”加西亚–莫利纳回忆道。他们高兴地发现,像斯坦福大学的数据库小组就比对手威斯康星大学的类似部门吸引了更多链接。

拉里对于链接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加西亚–莫利纳:“既然它对我们如此重要,为什么不把它作为搜索程序的一部分?”

拉里的想法是受其科学背景的启发。众所周知,在科学界,当研究人员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你的论文时,就会提高你的论文的可信度。你被引用的次数越多,你的论文就越被科学界关注。这个想法体现在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60年创建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上,尤金是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创始人。拉里推断,网络链接与科学引文相似,链接最多的引文,可能就是最受研究人员欢迎的引文,并将被证明最为有用。这些站点应该在搜索结果中首先列出。然后他开始开发自己的软件,用于分析站点之间的链接。

这需要一些棘手的程序。该系统不仅需要计算某个特定站点的链接次数,还要进一步确定所链接网站的重要性。这要通过计算对反向链接网站的链接数来实现,从而大大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为了计算相关性,PageRank还必须反向追踪两步链接,并将数据与关键词关联。鉴于该系统反向追踪链接的特性,拉里最初称其为BackRub,但他后来将其命名为更复杂的PageRank,这是他姓氏的双关语。

也是出于偶然,谢尔盖开始了搜索引擎的研究。在斯坦福大学主修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课程时,他在数据库小组里致力于一个研究项目。1995年,他和布赖恩?兰特试图研究另一种被称为“关联数据挖掘”(associative data mining)的计算机科学方法。这个过程是用来寻找往往同时发生的信息片段。零售商用它来查询其销售记录,并确定客户是否经常一并购买其他物品。不过,数据挖掘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它需要存储大量的网络数据,所以谢尔盖不得不写了一个“爬虫”(Crawler)程序——用来访问网站、总结其内容并在研究生和搜索公司可以访问的中心位置存储数据的软件。其他搜索引擎已经有了自己的爬虫程序。

谢尔盖是一个了不起的程序员和工程师。他的互联网数据挖掘工作涉及对海量数据的解析。“他的大手笔其他人根本不会去考虑。”谢尔盖的顾问杰弗里?乌尔曼(Jeffrey Ullman)说。(谢尔盖关于谷歌搜索引擎概况的论文,被他自己在另一篇科学论文《服务质量和电子报纸:Etel解决方案》中引用。)

谢尔盖也是一个聪明的硬件工程师。他需要磁盘驱动器来存储所收集的数据,但是他资金不足,所以他买下了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驱动器。但是当他试用时,驱动器却不够快。谢尔盖没有将它们扔掉,而是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加倍驱动器接口的终端数量,总算使它们可以使用。“我从未想过这么做,”乌尔曼说,“这是一流的工程技术。”

1995年年底,拉里和谢尔盖各自的项目使两人走到了一起。“我和拉里聊了很多,”谢尔盖回忆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如果拉里要搜索网页,他也需要一个爬虫。所以他招募谢尔盖参与数字图书馆项目,将他的搜索技术和谢尔盖的网络爬虫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结合。“谢尔盖喜欢数学方面的东西,”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佩普基(Andreas Paepcke)说,他负责数字图书馆项目。“拉里只喜欢开发。这正好合乎成长之道。”

另一位与拉里和谢尔盖共事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斯科特?哈桑回忆说,那个项目主要以拉里为主。“对于拉里而言,那是他最重要的事情。谢尔盖的参与只是因为感兴趣。”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在供应5美元“学生特餐”的帕罗奥多“新选择”餐馆编写网页索引,并进行解析。他们经常忙碌到凌晨5点。

在斯坦福大学时,拉里和谢尔盖的搜索引擎每秒钟可以分析30到50个网页。两年后,速度提高到每秒大约1 000个网页。今天则是数百万个网页。这一成功耗费了大量研究和编程。“我们开发了很多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2000年,谢尔盖告诉一位记者说,“我们将整个网络转换成了一个拥有数亿变量的庞大方程式。”

他们为自己的搜索引擎瞎起了一通名字,其中之一是“What Box”。“但紧接着我们就发现它的发音像是‘湿盒子’(wet box),听起来像是某种色情网站。”谢尔盖回忆说。为了创造一个大数字,他们打算将爬虫称做“Googol”——数学家爱德华?卡斯纳(Edward Kasner)9岁的侄儿创造的一个单词,即指10的100次方。卡斯纳只是想为这个从未有过名字的超大数字命名。后来他也杜撰了另一个名称“Googolplex”,它是“Googol”的10倍。(拉里和谢尔盖后来采用了“Googolplex”来命名他们的公司园区。)

没有人想过这将成为公司的雏形。大多数人认为雅虎已经在搜索引擎的竞争中胜出,尽管雅虎实际上只是一个类似于杜威十进位制(不带小数)的分类系统。雅虎是一个门户网站,它甚至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而是获准使用Akamai的服务。其他搜索公司的高管也不认为搜索技术可以改进,或者需要改进。拉里的看法则不同。如果互联网要挖掘其潜能,它就需要新的发明来更方便地寻找到正确的东西。如果没有谷歌,互联网可能仍处于前希腊化时代。尽管如此,兰特说:“在1996年年初,我们大家都说:‘永远不会有另一个雅虎’。”

尽管这是一项学术活动,但并不意味着拉里没有野心。为了建立一个系统来测试他们的理论,他和谢尔盖一再从其他学生和教师那里借钱,还“借用”抵达“盖茨馆”卸货站台而物主尚未认领的设备。“我们从全(计算机科学)系偷来这些电脑。”谢尔盖回忆说。到了后来,加西亚-莫利纳教授问拉里究竟想搜索互联网的多大部分,拉里的回答是:“它的全部。”加西亚-莫利纳设法从数字图书馆项目那里搞来一些资金,以便他们能够购买更多计算机。

谷歌搜索引擎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搜索斯坦福大学自己的网页,它立即在师生中引起了轰动,佩奇和布林也开始认识到它的商业潜力。到了1996年年底,谢尔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们有一些自视甚高的东西。”

但他们仍不认为这会是一个公司的雏形。他们计划完成博士学业,所以他们试图将其技术出售给其他搜索引擎公司。

幸运的是,他们没找到接手的人。要是他们得手了,谷歌就会不复存在。原因之一,是拉里和谢尔盖为他们的技术要价太高,大约是100万美元。

大多数公司都断然拒绝了他们。比如1997年前后,拉里拜访了数字设备公司(DEC)AltaVista搜索引擎的创始人之一路易斯?莫尼尔(Louis Monier)。在当时,AltaVista被认为是市面上最好的搜索引擎。“他试图向我解释他是谁,他在做什么,”莫尼尔回忆说,“他的话听起来很有意思。他听起来不像是疯子什么的。我说:‘是的,我们应该见一面。’”

但是,数字设备公司的管理层对此毫无兴趣。这家公司的真正兴趣不在搜索业务上,AltaVista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展示它的计算机服务器相比其他硬件“更庞大、更壮观”,莫尼尔说。

在跟拉里和谢尔盖谈话之前,莫尼尔需要征得数字设备公司马萨诸塞州总部的允许。但如今谷歌具备了商业潜力,拉里萌生了保密的固执念头,他坚持让莫尼尔首先签署一份保密协议,而数字设备公司管理层不喜欢这么做。“事情无法进展,真是太糟糕了。”莫尼尔说。

在今天看来,拉里和谢尔盖将其搜索引擎变成公司总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拉里想法极多,”他的早期合作伙伴克雷格?西尔弗斯坦说,“如果他不利用它来开公司,他会很乐意在日后用它做其他事情。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成果,并且愿意出高价拥有它,他们就会将其卖掉。我们找不到那种人,所以我们说:‘好吧,我们就自己来吧。’”1998年,他们开始寻找投资者来创办公司。

他们找了戴维?切瑞顿(David Cheriton)寻求资金帮助,这是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曾与硅谷企业家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合伙创办过几家公司。他决定将拉里和谢尔盖介绍给贝托尔斯海姆。直接向贝托尔斯海姆要钱是一个贸然和鲁莽的举动。他们没有任何商业计划或是正式建议,幸运的是,贝托尔斯海姆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据谢尔盖回忆,他只是说:“哦,我们可以讨论一些问题。我为什么不干脆给你开张支票呢?”他给谷歌公司开了一张编号为4642的100,000美元的支票。

最后,切瑞顿匹配了贝托尔斯海姆的投资,有了这两位入伙,他们所需的其余启动资金很容易就到手了。技术天使和高管也投入了资金,比如天使联盟的罗恩?康韦(Ron Conway)和亚马逊的拉姆?施拉姆(Ram Shriram)。

这些真正的投资人赚了大钱。斯坦福大学持有拉里发明的PageRank算法的专利,作为长期专利权的交换,它获得了180万股谷歌的股票。斯坦福大学盈利达3.36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它从校园发明的衍生技术中获得的最多资金,也可能是所有大学从单项发明中获得的最大一笔资金。切瑞顿在成为谷歌的第二位投资人时已经非常富有,现在他成了亿万富翁。一位在拉里和谢尔盖上学时借钱给他们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开玩笑说,返还给他的股票足可使他颐养天年。

但是这些创业资金实在是不够用。于是,1999年春拉里和谢尔盖开始寻求2 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他们又一次心急火燎。他们愿意为这笔资金交出将近五分之一的公司股权——这样就把公司的价值确定在1.25亿美元以上。大多数硅谷公司都很难获得那么多资金,他们就让出了更大比例的创始人所有权,以便获得投资。

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说服了贝托尔斯海姆和其他著名天使投资人进行投资,这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能使拉里和谢尔盖挑三拣四。他们的出色表现,引起了KPCB和红杉资本这两家最具盛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兴趣。这两家公司惯于设定自己的条件,大多数企业家即使能在他们面前兜售一番都会感到很荣幸。但是拉里和谢尔盖不想将其公司的太多控制权交给任何一家个人公司,坚持让它们平分交易:每家风险投资公司可以投资1 250万美元,以公司股权的9%作为回报。

这几乎毁了这笔交易。两家公司都希望单独投资。KPCB的约翰?杜尔(John Doerr)和红杉的迈克?莫里兹(Mike Moritz)此前从未遇到过拒绝拿他们钱的企业家。只让其中一家公司合伙,会使任何试图树立自己品牌的企业家获得极大的可信度。

最后,拉里和谢尔盖去见他们的天使投资人罗恩?康韦和拉姆?施拉姆,说他们想中止交易,转而寻求更多的天使资金。他们告诉这两个天使投资人,投资公司有几天的时间作出决定。康韦和施拉姆彼此关系很好,有时也做杜尔和莫里兹那样的共同投资人,他们对威胁作出了判断。鉴于面临着失去任何一部分交易的前景,杜尔和莫里兹都作出了让步。通过这项交易,拉里和谢尔盖表现出了杰出的谈判技巧。他们已经习惯于自行其事。

据KPCB的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后来说:“我从未对如此小的创业风险投入过这么多资金。”红杉的老板迈克?莫里兹说,拉里和谢尔盖的“狂热奉献精神”说服了他。但他也承认,他进行投资的真实原因是,他可以将公司出售给雅虎或其他曾经投资的公司。谢尔盖只是认为,他们在硅谷的募资游戏中谈到了一个合理的价格。“我觉得我们当时谈了一个好价钱。它们(风投公司)认为要价太高,我们认为要价太低。天使投资人视(投资)为一种嗜好。风投公司将它作为生意来做,至少是当做一种竞赛。”他说。

尽管如此,结果证明这是这两个风险投资人的最精彩交易。谷歌上市后,每家风险投资公司都发现自己的股票价值大约高达30亿美元,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风险投资回报。拉里和谢尔盖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与其风险投资商作斗争。

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当时伟大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竞技场,托勒密通过制定激励措施来确保这一点。图书馆可能还包括一个花园、一个动物园和一个天文台。来这里从事研究的学者们在城市的皇家处所免费食宿,免交税赋,并被委任为导师,常常在图书馆旁露天授课。他们参与图书馆组织的各种游戏、会演和文学竞赛。他们当然也获准自由研读各类书卷,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从事研究。数学家欧几里德曾在图书馆从事过研究,他在那里完成的工作可能导致几何学定律的产生。阿基米德在那里发明了螺旋水泵;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了地球的直径,绘制了地球草图,并声称有可能从西班牙往西航行到达印度。盖伦写出了治疗和解剖学方面的著作,直到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在医学界独领风骚。额外福利的价值永远不可低估。

如同所有伟大的年轻公司一样,谷歌及其雇员们反映出了公司创始人的个性和抱负。任何创始人保持其公司文化的方式,都是雇用与自己相类似的员工。公司成立初期,拉里和谢尔盖面试了所有雇员人选,今天他们仍然坚持对每位重要雇员进行面试。他们雇用的第一名员工是克雷格?西尔费斯坦,这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位计算机天才,他看起来正是合适人选。他瘦瘦小小,长着斯坦?劳莱式的下巴,平日举止腼腆,业余时间打理着一个提线木偶面具网站。

但是,当他谈及谷歌及其永恒文化时,这使与拉里和谢尔盖抱负一致的年轻技术专家们热情澎湃,他又变得非常敏锐和自信。“当时我们雇用的是与我们类似的人,”他说,“我们绝对需要理想主义者,而且多年来我们一直小心翼翼,试图保持这一传统。”

拉里对于雇用理想主义者作了这样的表述:“从长远来看,我们坚信能更好地受益于——作为股东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一家为世界行善举的公司,即使我们放弃了一些短期收益。这是我们公司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广泛认同。”

当时,几乎每一位计算机专家都想加入谷歌。但是为了在初期吸引到最好——在专业技术和共同价值观这两方面——的科学家,拉里和谢尔盖不得不出手大方,提供了一个所有计算机天才都会喜欢的科技竞技场。这种角色很容易扮演。在资金尚充足的情况下,他们提供了其他网络初创公司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雇员额外福利。

拉里和谢尔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斯坦福大学养成的众人皆知的节约习惯。他们仍然购买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设备,然后进行修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谷歌几乎没做任何广告,新产品在互联网上以新闻报道和博客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谷歌创立初期,他们挤在小隔间里,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用门板来当书桌——尽管如此,他们的工作场所还是被饰以五颜六色的彩带、来自钟爱影片的道具、异国城市和童话里的物品和图片,以及激发员工想象力的任何东西。

雇员额外福利是另一回事。谷歌的文化曾被描述为“部分是大学校园,部分是幼儿园游乐场。”更切合实际的说法则是,它是年轻人的竞技场。这里有互联网公司全盛时期技术初创公司里典型常见的熔岩灯、有台球桌的游戏室、桌上足球和视频游戏。但是谷歌远不止这些:这里还有按摩椅、员工可以小睡的“沉睡的豆荚”、赫赫有名的免费美食和饮料。(谷歌的前厅通常会有带玻璃前脸的冰箱,里面是为客人准备的满满当当的免费Naked果汁。)谷歌还因聘请公司按摩师而闻名。一位早期雇员回忆说:“专职按摩师芭贝特美丽动人。她隔着床单给人按摩。”

即使是在早期,雇员们也都能享用免费美食:嫩羊排和肋眼牛排、卡真菜、扇贝,还有汉堡包和热狗、鱼肉三明治和沙拉。免费快餐大多注重健康:Odwalla饮料、燕麦条、育高薯片、脱咖啡因咖啡。

但是谷歌最吸引年轻科学家的不是免费食物。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被拉里和谢尔盖传播的通病感染,那就是渴望去做不可思议的事情。谢尔盖强调了这一事实,并指出这在股票价格回落时尤为重要。“这时你要确保所雇用的员工喜欢在此工作,他们喜欢创造,他们来这里的初衷并非为了钱,”他说,“虽说当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时你要给予奖励。不过这些东西必须确实奏效。”雇员们承认,获得使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甚至比额外福利和上市致富的承诺更加重要。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无视钱途。加入一家前途远大的公司,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吸引。但这并非全部,据之前的一位雇员说:

我曾经在另一家网络公司待过,然后又投奔了谷歌。第一家网络公司就让人兴奋,而谷歌公司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全然不同的兴奋。人们真的相信他们的追求。在早期的网络公司里,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致富。而在谷歌,人们几乎不屑于谈论金钱。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付出和一夜暴富,不过老实说,这从来都不是来谷歌工作的人的既定目标。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技术。从未有人拿着想买的帆船的图片跑进来,但确实有人在突破里程碑时跑进来打断会议。

这名雇员将其工作环境形容为“天鹅绒监狱”,那里的额外福利和友好气氛被疯狂工作的时间压力所抵消。“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很常见,”他说,“工作时间是自选的,但有一种压力迫使你去完成它。他们随时供你吃喝,所以没有理由为了吃东西而下班。谷歌的生活方式是24小时/7日制。而且他们都是那样的大好人。”

拉里和谢尔盖使用了另一种手段,来确保最大可能地实现对自己的克隆。在谷歌创立初期,他们最钟爱的招募地点是其发迹地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学教授珍妮弗?维多姆(Jennifer Widom)说:“在(谷歌创立之后的)头三年半的时间里,在数据库小组导师的指导下毕业的所有学生,要么留在了学术界,要么去了谷歌,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谷歌破产了,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就会失业。所有人都说,谷歌公司的斯坦福校友人数是笔糊涂账。”

例如在2002年,拉里和谢尔盖雇用了欧库特?柯克滕-布于克(Orkut Büyük-K?kten),让他继续进行在斯坦福大学的手持设备搜索技术工作。(在业余时间,他继续研究了另一个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兴趣项目并创立了Orkut网站,现在它是巴西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另一位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生格伦?耶(Glen Jeh)带来了基于个人喜好的一种个性化搜索方法,他将这个构想写成了一篇论文《扩大个性化网络搜索》。2003年6月,他创立了一家名叫Kaltix的公司来应用这一技术——一些斯坦福校友认为该公司的创立只是为了被谷歌收购。三个月之后,这变成了现实。

谷歌的大部分原始工作文化传承到了今天。谷歌人享受着作为补贴的日间护理中心、免费膳食、免费洗衣房、干洗衣物的脱衣间(雇员须为此项服务付费)以及几乎数不胜数的其他额外福利。整个公司园区到处停放着谷歌的自行车,雇员们可以跳上去往返于各座大楼之间。所有自行车都没有上锁,雇员们可以在需要时直接骑走。一些人带着赛格威踏板车、溜冰鞋或者滑板上班。一位医生定期造访谷歌园区,所以谷歌人无须离开办公室就能接受体检。

当然,谷歌最有名的还是它的“20%时间”,即雇员们每周有一天时间可以用来尽情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开创一个新项目、参与一个进行中的项目或者组成他们自己的团队。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尽管一些工程师声称,现在实际上很难再有时间这么做了。

高级工程副总裁兼工程人员招聘负责人艾伦?尤斯塔斯(Alan Eustale)解释了由拉里最初设定的任务:“重要的是要了解,你所做的一切包括了何种价值主张,”他说,“比如说园区里没有咖啡店,那么数千名雇员就得在11点半下班,为涌入餐馆赶时间。所以你会问这两个小时的价值是多少,如果人们不这样而是待在园区里会对你有何影响?而且如果你打算在园区里提供食物,食物好坏之间的价格区分是什么?这种增量的差值相当小。”

拉里和谢尔盖也试验了适合更大规模公司的新型额外福利政策。《财富》杂志对他们二位的最近采访指出:“他们正在艰难地修补谷歌的401(k)计划,并确保雇员们更易于获得财务建议。他们正在研究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努力了解保持有钱人对工作的积极兴趣——并使其对公司作出贡献——需要花费什么样的代价。佩奇说,他对雇员们的仁慈之心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祖父在密歇根州弗林特汽车厂工作时举行静坐罢工时的那个腐朽时代。”

谢尔盖补充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去追忆我们在车库创业的那段黄金时期。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壮大,而且我们无疑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解决扩大规模后的文化问题和其他问题。”

拉里和谢尔盖毫不迟疑地试验不同寻常的想法。他们创立了一种事实上废除了任何固有等级制度的管理制度,高层之下的管理层极少。人们频繁转换工作,有一段时间,项目经理每隔几个月就会调动一次工作,以便学习所有必要的程序。今天他们待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的时间大约是18个月。项目经理级别以下的人们不断转换工作。可以看到工程师们会在白天或晚上随时投入工作,但主要是在夜间。

谷歌公司还坚持以很小的团队进行项目攻关。通常五六个人就足以应付一个重大项目——如谷歌的图书搜索计划(有关该计划的更多细节详见第9章)。

谷歌面试过程的残酷性臭名远扬。不仅要面试经理人选,还要面试整个公司各个学科和管理级别的人选。在工程学方面,谷歌就有几百名招聘委员。他们每周碰头一个小时,讨论雇员人选。这一系统旨在消除某个面试管理人员的任何偏见。

在面试过程的最后阶段,当选出了最佳面试者之后,拉里开始介入面试。“拉里仍然面试每位工程学雇员。”尤斯塔斯说。他先是看招聘委员们提供的候选人简历,然后“他将翻看他认为应该亲自面试的人选的简历。我们对每个人进行审查的事实,意味着没有人能骗过我们”。

拉里的面试更有可能是思想的交流,而不是一问一答式的对话。以尤斯塔斯为例,他回忆2002年接受拉里面试时说:“拉里长篇大论地谈及世界信息的处理问题、它的重要性、为什么它是一个有意思的技术挑战,以及为什么搜索技术还未研究完成。我们谈到了谷歌公司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公司的当务之急。”

随着谷歌的壮大,有必要对这一招聘程序进行不断的重新评估。“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谷歌的招聘方式是不是最好的,”佩奇说,“显然,我们雇用了许多聪明人。我们还雇用了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员,我们雇用了搞计算机、施工以及许多其他事情的人员。”

最重要的是,他们聘请的工程师必须已经或者能够提出有关某个特定问题的大量信息。拉里和谢尔盖喜欢基于数据来运营公司。他们引以为豪的是采取了一个非常专业、科学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信息几乎是人们所有决策的基础,”尤斯塔斯说,“你能得到的信息越多,信息就越可靠,你就越有可能作出恰当的决策。”

为此,谷歌拥有一个所有人致力于此的囊括一切的数据库,并定期向公司其他人发送电子邮件,以便他们及时获得信息更新。雇员——主要是工程师——不仅可以查看数据库里的信息,还可以对其更新提出批评,并提出修改建议。它像一个拥有庞大电子网络和很多计算机的小镇,而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业务心知肚明。

尤斯塔斯也解释了拉里和谢尔盖制定的标准。“我们努力寻找的关键要素,是聪明的人,有创造能力的人,对不可能有几分藐视的人,有良好领导能力的人,和我们觉得有趣的人。我们努力避免雇用与其描述能力不符且夸大其辞的人,或者不擅于团队合作的人。”

这种疯狂举动的结果。

本文版权归新京葡澳娱乐城所有,转载引用请完整注明以下信息:
本文作者:admin
本文地址:谷:奥门新浦京013935com:歌小子 | 新京葡澳娱乐城

抱歉!评论已关闭.